柴乐作品杂感
文/周天宇
柴乐的作品在不断的变化，如勾勒一张旅行路线图。
客观的讲，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似乎找不到艺术家既有的某种探索方向，看不见艺术家固定了怎样的艺术风格，也认不出艺术家创造出的某个属于自己的ICON。
然而，趣味恰恰就在这里
在“新水墨”“新工笔”大行其道的当下，我们已经习惯于“新”字带来的冲击。而这种“冲击”似乎正逐渐被“熟悉”所替代。面对作品时产生的“对话”本应是源自对作品视觉上、观念上亦或情感上的共鸣，一瞬间的“惊奇”。而当下，有时很难谈得上“对话”，甚至不能成其为“欣赏”，更多的是对既有风格、固定ICON的“辨认”。
柴乐的作品自然还不足以用来“辨认”。
第一次看到柴乐的作品，是他的毕业创作《剩宴》，是他对达芬奇《最后的晚餐》的中式解构。技法似乎不甚纯熟，但解构方式别有一番趣味。东方与西方，传统与现代，厚重与肤浅，善与恶，美与丑等一对对冲突用一种错位、调侃、拼接的方式组织在一起，可能显得生硬刻意，但纷繁之下的细节透着些黑色幽默：十二生肖与十二门徒的有趣替换，盘中头骨与其主的对应，“犹大”的时尚内衣，以及桌面中心的一杯白开水。
其后柴乐作品的不断变化似乎也没有什么头绪。
《七宗罪》继续解构宗教概念，亦如《剩宴》的演绎，以脸谱化的动物形象诠释宗教概念；在《本我》《自我》《超我》中又挪移一些心理学语汇；时而又回溯传统师法任伯年；甚至又跳跃到写意水墨山水中打探一番……
能感觉出，这些相差甚远的题材、面貌迥异的风格是柴乐的尝试或者实验的过程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当自己探寻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，逐步摸索出一种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，形成一套完整的艺术理念，就算是到达了一定的艺术层次。但是这个探寻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伴随着不断的转向、变轨、刹车、重启，不断的自我否定。所以，暂不看具体的作品，从这一系列不断转换的题材与风格中，一种随意、压抑、纠结、怀疑、消沉、调侃、颓废、挣扎的感觉贯穿始终。
可以看得出柴乐有宗教情结，同时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元素又不愿放弃。也能感觉到他认为传统功底是重要的，但又担心当代性的缺失。
似乎要有当代性就得进行批判或讽刺，也许找到互相对立的元素，并置嫁接在一起就达到了效果，而这些点子仍些不求甚解。
这些都是柴乐探寻的过程，有些纷杂、有些刻意，却也是难免。这些作品串联起来看，就是他在艺术荒原上开拓出的小径，像一张地图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各个作品、各种想法之间的勾连与跳跃，甚至可以感受到艺术家摸索过程中情感的波动。
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起点，柴乐通过它对曾经各种探索做了一个梳理，也做了一个扬弃。故事没有讨论宏大的宗教概念，没有嫁接中西古今的差异，没有强制表现出凌厉批判的态度，没有为了迎合“当代”的要求推翻什么，创造什么，没有那些刻意为之的一切一切。 同时，作品中呈现的艺术语言更加成熟，与前作有很大不同。语言的表现也更加自然，很精确地传达出作品要表现的情感。
柴乐的作品在变化，变化至此，进入了一种源于自我的真正表达，这是回溯到了艺术的本质。
